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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野自述:从阿西莫夫到Ninebot

行业访谈2016/8/24 10:42:57唯物

导读:这种人是真正有理想的人,真正的科学家,他会讲为什么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叫好奇号,然后是机遇号,勇气号。我很感谢他们,这帮人对钱没有什么追求,都是有一帮高逼格的人,追求的东西很高境界。

编者按:王野给儿子取英文名叫Daneel,那是阿西莫夫笔下的机器人。毫无疑问,王野迷恋这个角色,也迷恋一个“机器人与我们共存”的未来。

王野自述:从阿西莫夫到Ninebot

(ninebot联合创始人王野)

口述 | 王野

采访、整理 | 六爷

我第一次看阿西莫夫是在初中,12本长篇,上千万字,整个就是一条主线——人走向宇宙的过程。他的书后来我又看过好多遍。也有可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,我觉得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是一件很有趣,很酷的事情。

上大学之前,我不太会做机械的东西,也不是很感兴趣。上北航也是偶然,因为之前一直想报的是上海交大,但到了填志愿的前两天,我看到北航的宣讲,就感觉这个学校好酷。

当时北航的招生老师讲了几个例子,有一个是现在还在北航的李椿萱院士。

这位老先生是台湾成功大学毕业,后来去了洛克希德马丁,在NASA干过很长时间,是美国航天飞机的设计师之一。

我很喜欢这个东西,看了很多,觉得学校有这样的牛人,就是类似钱学森那样的。而且是台湾人回大陆,薪水一下子少了几十倍,很有情怀。

我当时报航空飞行机械制造这个专业,以为就是造飞机,也以为北航就是造飞机的,结果发现,这个只是机械。

大学期间,我加入了制造艺术协会,还当了一段时间的会长。当时北航有个政策,参加学生科技竞赛,拿一等奖就可以直接保送,而且无视英语过不过四级,只要一等奖就一路绿灯。当时我们目标就是拿一等奖,学习的话就没那么重要了。

当时我搞了20几个飞机上的舵机来做蛇形机器人,舵机那么贵,协会那些老人都很不开心,说这是暴殄天物。那个作品现在想想就是很初级的仿真机器人,其实没有人用,就是好玩。但是在写报告的时候,我吹牛逼说这个蛇形机器人可以深入废墟救援啊,后来就得了一等奖。

其实我的成绩也可以保送,但是不足够让我选导师。

我大学时候的辅导员是王田苗老师,他是北航前五名长江学者之一,也是张启先院士的弟子,传人的身份。王田苗老师的成名作是脑外科手术机器人,做得比达芬奇还早,2000年前后已经做了上千例手术。

那个时候真的觉得,这个太牛了,上研究生肯定选大牛,大牛机会多,牛人才有价值。

本科加硕士,我总共在北航待了7年。我觉得主要还应该感谢制造艺术协会那些师兄,他们都是一帮极客。毕业之后我还写过一篇文章,题目叫“地下室的鼹鼠们”,当时在北航主楼地下室有好几个协会,大家一起搞了一个叫鼹鼠杯的足球赛。

因为整天都在地下室,那个地下室特别破,又潮、又霉,楼顶上就是厕所,厕所还漏水。现在好多了,那时候地下室进去都一股霉味,不过本科时候有一个没人管的房间,有车床,有钻床、示波器,有电脑,有各种零件,还有各种废旧电路板,挺好玩的。

王田苗老师在学术上走得不像其他人快,我觉得这跟他的取向有关系。他偏工程一些,不太在意拿国家科技进步奖,或者发几篇超高水平的论文,没有追这个。

他的风格是产业化,技术要造福社会。其实跟袁隆平一样,你说袁隆平有什么科学创新,谈不上,他用的方法就是杂交,但他的成果几乎是无敌的。

王田苗老师也不会设置比学校最低要求更高的论文门槛。有些实验室为了追求科研,要规定博士必须发三篇SCI,他不会这样去规定。所以,我研究生期间基本上在做工程。

其实在研二的时候我也想过去做点科研的东西,当时我给自己立过一个去读博士的题目,叫“机器进化”,题目很吓人。但大家还是做工程更多一些,都是工程科学,没有到自然科学这个级别。机器人这个领域本身就是工程,它不是科学。

机器人如果说有科学的话,可能未来比如说伦理学、社会学这个可能会有科学,其他都是工程。人工智能是什么?是工程的东西。

2006年,我硕士毕业,王老师也开了个公司,博士的题就这么流放了,我直接进了公司。

他当时叫博创科技,是做ARM系列开发板的。我过去是开创了教育机器人这个业务,因为我是那个公司里面第一个做机器人的,所以那个部门07年的时候就独立了,相当于一个子公司,做教育机器人和排爆机器人两个业务。

机器人是我的兴趣,为什么是选教育和排爆,是因为在进公司前,我们在学校做的那个项目就已经有订单了。那个算863成果(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)的转化。当时他有项863课题是《警用反恐机器人》,一个高端课题,结果发现有人要买,而且订单已经卖出去了。第一个订单大概90万,所以是以这个订单为基础成立的这家公司。

2007年的时候,比尔�盖茨在《科学美国人》发了一篇文章,讲到机器人时代的黎明,他那个时候预测说,机器人很快就要进入家庭和生活,那篇文章其实忽悠了一批人,我也被忽悠了。

那篇文章当时影响很大,我们是做了之后他才发表这篇文章,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很牛逼,踩住点了,接下来几年我们都觉得黎明快到了,结果发现,漫漫长夜,我们被坑得很惨。

我当时的合伙人也是好兄弟叫韩广,他现在还在坚持做警用机器人和高端警用设备,前两天我们一块吃饭,他跟我讲了一句话,做机器人是屠龙术。中国没有多少恐怖事件,爆炸事件,这又不是美国,又不是中东,需求不强烈。

曾经有一个案例就是,在中国某地区的武警,有一次遇到疑似爆炸物的报警,报警之后他就想起家里有一个排爆机器人,他就想去操作,结果发现机器人已经坏了。隔了好几年,平时都不用。

所以问题就来了,你做一个没有需求的,不产生社会价值的东西有啥意义呢。到后来,我们都把机器人卖给中亚的国家,哈萨克斯坦、土库曼斯坦、伊拉克这些,在中国卖的大部分在新疆。

其实当时我也谈不上对机器人产生怀疑,还是觉得挺兴奋的,但是在一起干的兄弟们,接受不了每年10%、20%的增长率,远远低于北京房价的涨幅,大家看不到希望。就是说这个公司看上去其乐融融,而且做的也是挺牛逼的事情,但是做这个事,可能永远买不起房,兄弟们都很难受。

2009年的时候,我觉得这个事不对,不能这么做下去了,我们开始搞内部创业。

当时我还是博创兴盛的总经理,也是法人。但是我想带一帮兄弟重新探索一下,所以从公司拿了300万作启动资金去做新方向。那时候我们还有盈利,一直在赚钱。不过赚得很少,30个人一年能够有200万左右的净利润,很惨。

一开始我们是想做一个比乐高更牛逼的乐高,就是积木套件机器人。这个事情最近也有人在搞。但是那个时候我们觉得不好做,因为当时钱很少,我们统计下乐高积木的数量就被吓到了,发现那个模具可能要上千万的成本。

直到2010年年初,我们产生了做平衡车的念头。

老高(高禄峰)也是学机械的,是我师兄,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还一起做过一个创业项目。

那时候我读大四,不用考研,特别闲,他刚毕业,创业状态。我们一起搞了一个叫智能玩具的项目。这个产品当时卖了2000多台,后来品控出了问题,制造出了问题,资金链也出了问题。那时候它太超前了,程序体验也确实不好,很糟糕。这个公司从开始到最后一年多。

我跟老高在2009年下半年的时候说,好久没联系了,见个面吧。当时他刚结束团购的项目,算连续创业者,一直在互联网圈里面拼,一直在找机会。

刚好他也知道平衡车,感觉这个事挺靠谱,我们俩就一块跑到三亚去体验了一把。 其实在体验之前,我们的样机已经做出来了。

当时我们买了一辆四轮的老人代步车,把后面给锯掉,装了自己的控制板。因为程序、控制板这些都是现成的,都是我们从机器人上面扒下来的东西,陀螺仪传感器、姿态检测单元、电机驱动板,也都是现成的,我们把飞线搭一搭,两天就搭出来了。

说到底,我们也是觉得这个东西很好玩,但太贵了,要七八万。八万块钱那就不是玩具了,是奢侈品,我们要把它做得更便宜、更轻、更小。

后来我跟朋友借了一台 Segway,给身边所有人去玩,玩过的人都觉得,这个东西太帅了,但一问价钱都吓到了。

那时候公司在知春路,希格玛大厦那边。我们在公司门口玩车,好多人经过就三句话,这东西怎么不倒啊,挺好玩的,我能试试吗。试完之后,多少钱,他知道8万块钱之后,我操。就走了。

2010年开始,我们全部投入进来。当时我从博创那边调了四个人过来,其中包括中元(陈中元)、张辉,还有沈涛,这三个现在都是我们合伙人,还有一个大飞(谢飞),现在是我们国际部的副总监。

老高2011年的时候也已经把Ninebot成立起来了,叫鼎力联合,但是成立起来之前,其实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,在找天使投资。

因为我们很清楚,这300万只能够把机器做出来,不够运作,老高就另外拿了200万投资,所以我们整个天使加起来其实是500万,但投在两个不同的公司。

当时我的目标非常清晰,就是做到一万块钱以内,普通人都买得起。其实还是太乐观了,一万块钱也不是大部分人能买得起的。

我们分析了平衡车的构造,初步测算觉得有机会把成本做到8000。后来就判断这是有问题的,成本8000的话,你不能卖1万,还要考虑到经销商,驻店,招人,交税,还要去做宣传。

第一代产品(风行者)的研发做了两年半,时间挺长,今天看起来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在当时困扰我很久,按今天的标准来看,那个机器还谈不上成熟的产品,更像是一个虽然具有很高的性能和操控性,但不够符合量产成本和工艺目标的工程机状态。

我们第一批做了60台,第二批做了200台全部都定光了。那时候我们卖36800和39800元,成本过了15000元,由于卖得不多,运营成本加起来27000元以上,还有渠道开店和销售成本。

其实对初创企业来讲,流水是很重要的事情,意味着有人为你的价值买单,你再去优化价值链是有机会的。有毛利的就OK,没有毛利就完蛋了,有毛利没有净利润,这是很正常的事情。

当时我们很省钱,整个模具费用花了不到200万人民币。按我们现在的做法是五百万到六百万,当时其实做了很多牺牲。

比如说模具开出来不用精加工就直接使用,这是有可能的,但是当时我们选择开一个毛坯模具,毛坯拿到产品之后,还要做大量的精加工,就是模具便宜了,后期贵。

因为没有钱,所以只能在模具上省钱、在量产上多花钱。设计上面很多精细的东西也不敢用。就是怕投入太大,研发费太高了,我承受不了。

那是最困难的阶段,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完成了“大九”的设计,我们很需要钱把它做出来。而且当时很清楚,我们完全有能力把它成本再降一半,做出来我们把它价格再降一半,性能还很好,很漂亮。

但是我们没有足够多的钱去做,那个时候平衡车根本就没人知道,没有人看好这个生意。所以我觉得需要一份成绩。

从2012年5月份到2013年5月份我们已经有一个完整的财务年度数据。还不错,我们第一年做了差不多两三千万的流水。

中路投我们的是Pre-A,那时候第一代产品已经卖了1000万的业绩,最后中路投了1200万,另外找新天使投了400万。1600万钱进来之后,我们才把这两个团队从法律上整合到一起,之前都是一起在做事,有实无名。

那是我们这几年最开心的事情,因为我们知道close那个交易,我们就一定能干成一件成功的事情。当天兄弟们就出去撸串了,所有人都喝了两杯酒。

王野自述:从阿西莫夫到Ninebot

(Ninebot高管)

平衡车非常小众。2013年,易步做得最大,据说销售额已经上亿了。其实我们差不多同时起步,但我们做得慢。易步一开始选择的方向是小车,我们一开始做的就是高性能大车。

当时其实没有想那么多,主要是觉得小车不好玩,做出来只能当一个代步工具,而我们想做的是一个酷炫,有力量感,有发动机的轰鸣声,有齿轮,有机械感觉的东西。

那个时候我们的办公室在望京,研发的人大多在天通苑一个民宅里,那个民宅七千块租金,三百平米,两层楼,我们把地下室全部改造成了实验室,就是希望做一个能让自己热血沸腾的好车。

其实现在看起来,这是暗合一定道理的。

从商业逻辑来看,如果说特斯拉一开始先做北汽E150级别这样的车,它不会有那么大名气,就算他做成了,他也就是在加州一个小汽车厂而已,他不会占据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,也无法成为电动车逆袭这么一个点子的来源。

Ninebot前一两年就是做高端平衡车的代表。我们在2013年11月发的大九,那个算奠定江湖地位的产品。市场上没有比它性能更好的,除了可靠性可能不如Segway之外,扭矩和操控响应方面甚至比它更强。

那也是团队最充满期待的时候,以前没有钱,很多想做的做不了,现在有了1600万这笔巨款,我们做了很多冒险,但是这些冒险最后都扛下来了。大九发布后的反响也非常好,我们内部一起吃饭的时候还吹牛逼说,哪天就把Segway收购了。

其实在小米给我们发邀请之前,红杉已经给了我们TS。

2014年年初的时候,在创业邦的一个会上我见到了周逵(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合伙人),他特别喜欢平衡车,回去就跟沈南鹏(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)讲,不过当时的投委会没有通过,说还没有看到合适的时机。

但李剑威一直在跟进这个事,他当时还是红杉副总裁,后来有一次他和李泽湘教授一起来找我,问了一些情况,他们觉得投资的时机到了,回去就跟Neil(沈南鹏)汇报了一下。

这个事情一直是老高在看,我听他讲,当时Neil给了李剑威一个回应就是All in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已经拿到了红杉的承诺,而且给我们的报价比小米要高很多。

当时小米投资的主线还是投手机周边,移动电源、耳机、手环、音响这些东西,Ninebot是他们投的比较早期,不太相关的东西之一。

2014年5月份,最早是夏勇峰(小米生态链总监)找到我们,他评估了一下,觉得这个平衡车风险有点大,不确定我们能否用小米风格的价格做出一个足够好的产品。后来他把这个事情交给Tommy(唐明勇,小米生态链高级技术总监),唐的背景是原来摩托的老人,摩托的工程师文化影响了他,很有冒险欲望。

他是被我们一个细节打动的,就是大九在倒退的时候,速度如果超过3km/h,它会不停振动报警,提示你要注意倒车时的安全。

这是很小的安全细节,唐明勇体验到这一点之后,他就觉得这个团队有丰富的行业经验,消除了他对平衡车安全质疑。他后来跟我们讲,这个队伍应该有能力把这个事干得很成熟。

实际上,当时大九已经卖得很好,经销商派车到工厂门口等着提货。我还听到,有人要给我们销售回扣,想多拿点货。整个工厂忙得一塌糊涂,每个月只休息一天。当时产品卖不过来,我们挺骄傲的。

2014年我们卖了两个多亿,在小米投资之前,当年的净利润是20%多,相当高,那个时候其实我们不太缺钱。所以怎么处理和这个大佬的关系,我稍微有点犹豫。就是刘德(小米生态链负责人)讲过的一句话:如何对抗心中的贪念?就是看你要的是什么。

其实我们一直没有清晰的定位,直到做小九的时候,我们才把目标定下来:我们要做创新短途中的全球NO.1,后来我们内部有一个愿景,一直没有讲出来:希望每个地球人在他长大之前,都会用过我们至少一个轮子。

如果那个时候不跟小米谈,我们现在很可能就是奄奄一息的状态。

这么高的利润是所有人都看得见的,那个时候我们已经预见,接下来一定会吸引一大批山寨厂家进来,高利润的东西永远是不长久的,卖得多比我们赚更多的利润更重要一些。

做大之后蛋糕大,其实总额并没有减少。

要把这个产品的价格打下来,要做到每个人都买得起,这个时候谁能更好地帮助我们实现这个目标,显然是小米。

但当时我还有点疑虑,因为我我坚信这个东西要国际化,而国际化方面红杉对我们的帮助会更大一些,老高讲,首先这个要在国内先火起来,小米的帮助会更大。这个事情我们没有争执,只是讨论过,在我看来这两个都是很好的选择。

敲定投资是在八九月份,挺快。当时我们说红杉在那儿等着呢,你要不投的话,红杉就投我们了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,传给雷总。雷总是一个很工程师的人,也是一个很聪明很有战略眼光的投资人。

第一我们表达了对小米的信赖和好感,第二,这个事情现在有人愿意投我们,而且是顶级基金,我们更愿意首先问小米的选项,如果小米愿意进来,这一轮红杉就进不来。

红杉是一个大格局的基金,其实我们后来也赔小心,说对不起,因为不管我现在说是无意的,外界可能都觉得是有意让红杉抬了轿子。后来红杉也进来了,以买老股的形式进来了,早期1600万的投资,把它卖给红杉。那个钱其实我们没有拿到,那时候我们非常乐意说服中路,一定要卖给红杉。

王野自述:从阿西莫夫到Ninebot

(王野在湖畔大学)

和一线供应商打交道是很难的事情。一年两个亿,对顶级供应商来讲就是一个小客户,随便找个代理商就给打发了。小米背书之后,大家会意识到这个公司可能要干大事,要起量了,最主要是顶级供应商愿意派人来配合你。

如果供应商有一个团队来支持你,他们有工程师,有项目经理,当你遇到了问题,他会帮助去解决,这对后面的产量预测,还有产能爬坡有很大帮助。又快又好。

去年年底的时候,我们一条产线能干200台一天,但今天一条产线能干460台。

我们也相当信任小米这个发射场,他有足够的资源和能力把这个产品卖出去。当时我觉得,它有一个多亿的手机用户,假设有1%的转化率,就是一百多万,这个一点都不担心,所以我就不关注了,不过我不关注不是意味着不在意这个事,谁不在意呢?

小米进来之前,我们一年卖两万多台,进来第一年我们估计能卖50~100万台,几十倍的增长。其实分发能力并没有超预期,因为我们一开始的预期就很高。

有个问题我们考虑过很久,就是怕把品牌的价值做低了,但我们在2015年开了发布会,收购Segway。

其实我们最早跟Segway接触的时候,就是想寻求授权与合作。因为我们都能看到,我们的产品很有互补性,一个2B,一个2C,一个大一个小,一个是工业的,一个是民用性,耐用性没有那么高,但是灵活轻便,双方都觉得业务上有互补性。

他们其实很紧张我们,这个从谈的过程中能感觉到,就是第一他愿意谈,第二他说的时候支支吾吾,有些事情说不透。

他完全不在意你就不会支支吾吾,要不就不理你,要不就给你。他们从始至终没有傲慢的感觉,甚至会被我们震惊到,2014年居然卖了两万多台平衡车。

他们的渠道广度比我们高得多,品牌知名度比我们高得多,卖的数量却不如我们多。

我们前期谈得非常零星,有一搭没一搭接触,直到有小米决定投我们了,当时才专门跑去跟他们谈。那时候有一个催化剂,就是Segway发起了诉讼,告了中国好几家平衡车公司,我们、乐行,还有易步。

他发起这个诉讼的目的,就是希望促成更深的合作。之前我们都是在邮件电话里谈,后来我们到美国去面对面谈,就问他,这是啥意思?

当时我和老高一起去的,就两句话,第一我们会应诉,打到底,告诉你我们现在有投资,不差钱;第二这个东西还有机会合作,合作呗。我们推了方案,还是业务合作,但是后来那次会议之后,Segway总裁给我们发来邮件,他们对合作看起来不感兴趣,但是对收购很有兴趣。

这都是巧合,我们当时确实没想到他会愿意卖掉,现在想想有道理。

当时Segway老板不是它的创始人,不算对Segway有感情的人,是一个职业买手,并购重组的专家。他接手了45家公司,卖掉了其中的43家,当时他留在手里的两家公司,一家叫Fisker,跟特斯拉竞争的那家电动汽车公司,另一家就是Segway。

Segway当时的管理团队也非常希望我们买,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老板不是一个想把Segway做好的人。

Rod Keller是当时Segway老板请来的总裁,职业经理人。他说服老板,说我们是一个好买家,愿意付高一点的溢价,我们对Segway来说是最好最有利的选择。

Segway也是曾经梦想非常伟大的公司,这五年来却发展比较缓慢,大家都有点失望,有一部分创业元老也离开了。我们为并购去做尽职调查的时候,能感觉到他们的善意,很愿意新鲜血液进来。

并购完当天,我们还开了视频会议,双方团队正式公开见面,当时的气氛非常好,大家对未来都充满期待。

当时 Segway 的 COO Mary,他是在 Segway 创立时就进去的员工,做过生产经理,做过行政,做过品管,他是今年年初退休的。他当时一番话让我非常有感触,就是说:在我即将离开这个团队的时候,能看到这个团队又有新生的希望,他觉得非常开心。

他对Segway是有感情的,他在那里待了15年。

2000年我就跟雷军见过面,那时候我还在北航读大二,他来做一个金山的宣讲,我当时坐在第一排,还让他给我签了名。印象很深刻,因为我当时非常崇拜求伯君。

我觉得雷军整个小米的路数就是在金山的时候形成的,那时候他的“红色正版风暴”,二三百一套的软件卖39块钱,卖了100万套,那时候他就已经知道低价是一个大杀器了。

小米投了我们之后,我和老高一起去雷军办公室见他。当时我说,雷总我之前见过您,他犹豫了一会,肯定觉得有点尴尬,把这个人给忘了,说了一句客气话,抱歉,实在想不起来什么时候见过,好像见过。

其实不管你是不是认识他,或者跟他是不是有利益关系,他是发自内心的那种谦虚和客气,不会觉得自己是个大牛。不过有时候他做起事来也挺狠的。

比如小九一开始的设计是有推杆的,就是不骑的时候,可以推着走。那个设计被他拿掉了,理由是不够简洁,不够精炼。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当时是抗拒的,因为我们知道用户需要这个,但是按他的观点,这个就是不行,不要太讲实用,要当成好玩的玩具。

雷总超爱玩的,他自己跟我讲他滑雪摔伤了好多次,Tuck(顺为资本创始合伙人)也说,雷总是疯子,滑雪的时候简直疯了一样。

十一

好玩很重要。

机器人肯定也是先从好玩开始的,之前在北航的学术教育,其实有一个很正的观点:科学的推动力是好奇,而不是实用。中国的通用教育,就是高等教育之前的教育,都是以实用为主,讲这个东西能解决什么问题,说书中自有黄金屋,书中自有颜如玉,这是实用主义。

真正的科学其实是来自于好奇。当时我们听了一个讲座,是李椿萱院士的一个讲座,他曾经为NASA工作了一段时间,做哥伦比亚航天飞机,他讲在NASA的工作经验,就说主要是好奇心。

这种人是真正有理想的人,真正的科学家,他会讲为什么第一个火星探测器叫好奇号,然后是机遇号,勇气号。我很感谢他们,这帮人对钱没有什么追求,都是有一帮高逼格的人,追求的东西很高境界。

我现在的目标也很高——希望每个地球人在他长大之前,都会用过我们至少一个轮子。我觉得我永远没有实现的那一天,但这个目标会持续给我一些刺激,让我找到不同级别的乐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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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编辑:徐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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